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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四平赵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赵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郭旭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某及其母亲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赵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赵某并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复印了全部案卷材料,履行了相应的备案手续,在这里,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给予辩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通过天的法庭调查,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清楚,辩护人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独立辩护,鉴于涉黑组织犯罪要以其他犯罪和违法行为成立作为本罪成立的前提这一特点,辩护人先就其它犯罪和违法行为作出分析、判断,最后在发表涉黑罪的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涉嫌在内蒙古巴音塔拉聚众斗殴罪不持异议,但有以下几点从轻事实:

1、斗殴的起因是肖某讨要赌债被打引起的。

2当地百姓依此事为标志认为老赵家有钱有势,无论什么事都能摆平案卷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支持,实际上,因为怕遇到麻烦,在处理这件事上,当事人不敢张扬,当地百姓没有人知道斗殴的具体过程,也不知道最终的处理结果,所以谈不上对百姓内心有多大影响。

3、经过包括此事在内的其它事情,涉案人员不是从内心加强了组织和联系,而是部分成员之出现了分离的迹象和思想。比如刘东经过此事后就和赵某再也没有什么联系,马帅虽然没有经历此事,但一系列的事情让马帅产生了担忧,其在2018522日供述中强调:我曾经劝过赵某少和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少接触流氓啥的。平心而论,大部分被告人每次违法犯罪也是心怀恐惧的,也担心将来出事,是在刀头上舔血从这件事后不再与赵某联系或者很少交往的就有:王浩、刘东、王刚、杨建、张可、张金磊、甄英伟、郭自强8人,所以起诉书指控:“这一标志性事件真正确立了被告人赵某在团伙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团伙成员甘愿为被告人赵某俯首帖耳,形成了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集团”,与事实不符

第二、在殴打兰某一案中,被告人赵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且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罪不能同时成立,因为二者之间属于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

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应认定为“情节恶劣”,本案兰某伤情鉴定显示其有两处伤,一是头面部损伤致右侧筛板骨折是轻伤,二是头面部损伤致右侧框内壁骨折是轻微伤。而庭审调查结合案卷材料证据证实,这两处伤应是刘某造成,与赵某无关:

首先,庭审调查和案卷材料均证实,赵某让刘某过去是送手机电池,这个电话是在酒桌上打的,内容是公开的,而刘某到达酒桌现场,把电池交给赵某后,赵某也没有对刘某有任何指示或者授意,刘某也不知道赵某和兰某的矛盾,刘某离开房间到了院里是尹向利告诉他,兰某与赵某发生了矛盾,刘某这才知道情况,知情后刘某自己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兰某,故与兰某发生了打斗,这说明,刘某的行为与赵某没有丝毫关系,至于刘某给赵某送电池的时候,赵某有没有给刘某使过眼色,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第一有没有使用过眼色,证据不足;第二就算使用过眼色,一个眼色也无法让刘某以至于任何人解读出赵某和谁发生了矛盾、要求动手打他这么多信息,这是一个常理,不信,我们可以现场再让赵某给刘某使个眼色,看看刘某知不知道赵某想什么?所以,我们不能违背常理、枉顾事实去定罪。实事求是的说刘某对兰某的伤害行为与赵某无关,故虽然赵某参与了之后两次组织行为,但后两次达不到寻衅滋事罪的标准。所以赵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本案起诉书指控赵某等人对兰某的伤害行为和拘禁行为属于目的和方法的关系,是典型的牵连关系,是牵连犯,应该择一重罪处罚,不能按照寻衅滋事罪和非法拘禁罪两个罪处罚。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因在赵品德生日宴会期间赵某兰某发生矛盾,导致刘某、马帅、肖某等人分别在赵品德家中和吉兴小桥以及肖某平房家内三个地点对兰某进行殴打,要在不同的空间地点对被害人进行伤害,必然导致时间的延长和推移,也就必须对被害人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控制才能完成,对兰某的伤害是连续进行的,为了保障在下一个地点对兰某伤害,必须连续不断的对他进行控制,也就是说连续不断的在不同地点的伤害行为必须是由具体的伤害动作加上不同侵害地点之间的拘禁行为共同完成,连续不断的侵害是目的,为完成连续不断的侵害这个目的,需要通过连续不断拘禁和控制被害人的手段才能完成,所以,侵害和拘禁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在刑法上,牵连犯属于处断的一罪,应择一重罪处罚不能按照数罪处罚,所以,在兰某事情上,赵某不能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和非法拘禁罪,辩护人要强调的是,在赵品德家中殴打兰某与之后的吉兴村小桥处和肖某家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能人为的把它割裂成两件事,认为赵品德家中的是寻衅滋事,之后吉兴村小桥和肖某家里的行为属于非法拘禁

三、如果以“赵某将兰某踹至狗笼旁,兰某手指被狗咬伤,限制人身自由约一个小时”为由,则证据确实不足。首先,这一情形只有兰某一人陈述,并无其他任何人证实,更重要的是,兰某的伤情鉴定送检材料中也没有手指上有伤的记载。很显然依现有证据认定兰某手指被咬伤属于“孤证”,不符合刑法认定的证据原则,如果兰某手指被狗咬伤不能认定话,起诉书认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约一小时”的指控则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第三、赵某取走潘长龙死亡赔偿金一案,不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

本案的基本情况是2015年6月潘长龙因交通事故死亡,肇事人逃跑,当时,潘长龙的家庭情况是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哥哥始终没有成家,家里没有人有能力来处理交通事故的官司,鉴于潘长龙与潘凤芝是堂兄妹,而潘凤芝与赵某清是情人关系,故赵某清才帮助其打官司。

潘长龙的母亲孙桂芹2018年5月9日13时:“起诉费和律师费我也没拿,我听我大儿子说他们拿走了12万,......

潘长龙的弟弟潘焕柱2018年5月9日陈述:“我想他帮我们办事了,我给点人情费也是正常,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要那么多,......律师费和起诉费都是赵某办的,”

以上证据证实确实被告人赵某为潘长龙能取得赔偿金花费了法院受理费、律师费等费用,如果没有赵某清和赵某做这些工作,潘长龙的家属都打算放弃,所以潘长龙的弟弟潘焕柱也认可应该给予赵某补偿,只不过双方在数额上有分歧。故认定赵某强拿硬要不能成立。

第四、起诉书指控赵某非法拘禁马某一案不成立,起诉书指控成立犯罪的理由有二:一是非法拘禁了近2个小时,二是对马某实施了殴打,但这两个条件被告人赵某均不具备。

本起起诉书指控的是对马某构成非法拘禁罪,故赵某清与焦某租地费用每亩多少仅是本案的起因,本案最大的争议并非承包费的数额多少,而是马某和焦某有没有共同承包赵某清的土地,因马某不承认共同承包且态度强硬,这才是魏大龙和于泽殴打马某的原因。本案赵某打电话让魏大龙和于泽、王昱泽找焦某到养牛基地核实包地费用的事。

本案的庭审调查和案卷证据材料均证实,赵某没有让三人殴打马某更没有拘禁的授意:

魏大龙2019年1月14日供述证实:“马某和焦某合伙包赵某的地,赔钱了,地税钱没给够赵某,赵某让我们过来唠唠剩下的地租钱谁给,赵某没有指使我打马某,因为马某和我说话挺横、不客气,我才给了他一个嘴巴......”

于泽2019年1月15日供述证实:“赵某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欠他钱,魏大龙也在牛场让我和王昱泽过去看看,赵某的意思就是让对方看我们人多,就把钱还给我们了,我看见魏大龙先动的手,我也就动手了......”

上述证据清楚证实,魏大龙殴打马某是基于对方说话挺横而临时起意,并且明确说明赵某没有授意殴打,而于泽是看见魏大龙动手他也动手了,也属于临时起意。故,殴打马某是魏大龙和于泽的个人行为,与赵某无关,或者说已经超出了赵某授意的范围。起诉书指控拘禁马某近2个小时,这个时间也只有马某一人陈述,就算成立,因为对马某体罚、殴打与赵某无关,所以赵某也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第五、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李长某李某杰敲诈勒索罪不成立。

本案李长某李某杰辩称已经还钱了,说钱还给的赵某清,还钱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赵某清脑溢血突然死亡,死之前赵某清并没有告诉赵某二人还没还钱,所以,二人还没还钱这个事被告人赵某不能确定,被告人依欠条而主张债权无可厚非,现在仅依据两个证人郝春、赵春兰证实已经还钱了,但欠条和房本还在被告人手里,当事人为什么不能主张债权呢二人以还钱的时候赵某清没带欠条而无法要回,那为什么不能让赵某清打个收条呢?况且,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不去把欠条和房本要回呢?这个案子手持欠条而怀疑没有还钱对任何人都是合情合理的,李长某李某杰联合两个证人来对抗欠条,打民事官司都打不赢,所以不能凭当事人和个证人的陈述就认, 定钱已经还了,更不能依一个不确定的事实来认定敲诈勒索的成立,因为刑事证据要求百分百的排除无罪的可能,不能因为这是个涉黑案件就模糊认定

第六、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成立。该行为只构成违法,并不构成犯罪。

起诉书认定:“被告人赵某改变了林地使用用途,造成林地原有植被毁坏”这一认定指控中,改变了林地用途属实,但造成林地原有植被毁坏与事实不符。

起诉书指控的基础是四平林业局的《鉴定报告》,该报告的最后结论是:“改变了林地使用用途,造成林地原有植被毁坏”,客观的讲该鉴定报告存在根本缺陷,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本原因在于该鉴定报告只是说明了被告人在林地上种玉米的亩数,并没有任何种玉米之前所谓林地植被的面貌的证据,怎么能证明原有植被遭到毁坏?

再者,起诉书指控:“在种植玉米块内撒化肥、喷洒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造成林地植被毁坏”,这一指控不能成立,这也是鉴定结论的另一个硬伤,长期使用化肥可以造成土地板结,但不会造成任何植被毁损,这个不用多说,除草剂和杀虫剂呢?辩护人详细查阅了资料,结合本案的证据,本案指控的除草剂叫阿特拉津,百度本科显示阿特拉津这种除草剂对治的主要是杂草,是全世界防止杂草生长的主要农药,对于林木没有任何的危害,怎么会造成原有林地植被的毁坏?杀虫剂的主要功效是杀灭植被的害虫,不会对植被造成伤害,也无法会毁坏植被。

综上,起诉书指控的毁坏原有植被既没有原有植被的面貌,指控毁坏的手段又不成立,何以造成原有植被的毁坏?

第七、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成立。

首先、认定构成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特征达不到刑法及其解释的条件。

刑法上的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特征要求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本案的多起获取经济利益的事实都不是违法或者犯罪活动。

第一,起诉书指控赵某从潘长龙家属处强行要走的14万元,不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实际是一个要多要少的民事争议问题。

第二,起诉书指控的刘某银行骗贷实际是赵品青所为,钱也归赵品青所有,不能把这件事归在赵某身上,就算赵某继承的是赃物可以直接没收就行了,赵某不能继承赵品青的刑事责任。

第三,至于李长某、李某杰案,前以论述,不属于犯罪,不在赘述。

第四,欠冯伟光收割玉米的31200元钱,拒不支付是典型的民事行为,拒不支付怎么会构成违法,如果欠钱不还属于违法,我们这个世界会有多少违法行为?还有民事诉讼干吗?

第五,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通过滋扰赵品德等违法行为,迫使赵品德发放林地补偿款3213000元,与事实不符。钱能不能补偿给赵家不是赵品德决定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钱应当发放,因为当时赵某家是有林照的,发放补偿款不是滋扰赵品德形成的,如果没有林照就算是吵翻天赵品德也发放不了,实际上滋扰赵品德是因为他该发放而拖着不发,虽然现在林照撤销了,但当时赵某家领这钱合法合规。

以上就是起诉书指控赵某案经济来源的绝大部分行为,我们客观的分析,这些经济利益的获取,不是通过违法或者犯罪获取的,所以构不成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特征。

第二、行为特征也达不到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要求,黑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要求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违法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恰恰是如前所述,起诉书指控的绝大部分行为不否构成犯罪或者违法。

第三、社会危害性达不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要求,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危害性要求是指控该组织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本案起诉书仅靠一个出殡行为来支持该组织长期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证明力不够。

首先,该出殡行为发生在冬季的清晨5、6点钟,大街上车辆很少,不管是有没有安排人在路口都不会扰乱到交通秩序,不是在闹市,也不是上下班高峰,怎么会造成恶劣影响啊?

第二,当时路口的红绿灯坏了,红绿灯停电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路口交通的混乱,所以找几个人在路口梳理一下,让灵车先走,死者为大,这个是人之常情,况且,案卷证实红绿灯停电与赵某家无关。

第三,一个出殡行为怎么能长期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又不是天天出殡,更谈不上造成恶劣影响!

第四,社会危害性要求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起诉书指控的阻挠潘长友家打粮,威胁杨增福迁坟、肖某强要只羊、强要个西瓜这就达到了严重破坏经济秩序吗?这其实是恶势力的典型表现。

审判长、审判员,扫黑除恶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审判机关来说确保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完成任务的关键,应该不降格、不拔高,毕竟依法治国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以上辩护意见请予以考虑。

时间:2019-7-24 1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