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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粮集团总经理郭某受贿、挪用公款、单位受贿案

郭某涉嫌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郭旭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郭某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郭某涉嫌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罪的辩护人,经过仔细阅卷并会见当事人,特别是通过今天的庭审调查,本案的事实已经清楚,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郭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为体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准确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原则,现将被告人郭某不够成挪用公款罪的事实和理由表述如下,请合议庭予以考虑、采纳:

起诉书指控:“201411月,被告人郭某伙同酒精集团董事长王某、张某,经预谋,利用王某、郭某职务上的便利,将国贸公司的30000万元资金借给张某个人使用……用于公司经营”。起诉书的这一指控与庭审调查的事实严重不符。挪用公款是集团董事长王某个人决定的行为,不存在“伙同”和“预谋”行为

首先,郭某不是挪用公款的决定人,这是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的根本原因。依据刑法,挪用公款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这是构成本罪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案卷证据材料充分证实:郭某既不是本案挪用公款的决策人也不是本案的公款经手人:

从职务上讲:

被告人郭某20111021日任酒精集团副总经理,2016624日被免职;2014521—201536日兼任天源公司党委书记。辩护人之所以单独提出2014521—201536日这段时间,是因为挪用公款的时间发生在20141117日,这段时间被告人郭某在吉林省酒精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没有任何职务,更不可能有职务上的便利来做出挪用的决定,当时,吉林省酒精集团国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卓;从吉林省酒精工业集团总公司的职务分工上讲,被告人郭某只是集团的副总经理,当时集团副总经理包括被告人郭某在内共四人,集团主任也就是一把手是王某,吉林省酒精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是吉林省酒精工业集团总公司的子公司,副总经理根本无权决定其下属公司的资金调拨,只有一把手王某才具有这个权力,所以,从职务上讲被告人郭某没有挪用资金的权力。

从口供上讲:

郭某201722314时供述:“201411月,张某找我,问酒精公司有没有资金,我说酒精公司总部没有,但酒精公司的国贸公司有流动资金,要借的话需要王某主任同意,然后张某和我去的王某的办公室,王某说可以借,但不能以个人名义,必须以国华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借,这样公对公借款不容易出问题……”

张某201721421时供述证实:“201411月,我去找郭某聊天,我想搞个个人理财项目,问酒精公司有没有资金,他说酒精公司总部没有,但酒精公司的国贸公司有流动资金,要借的话需要王某主任同意,然后郭某和我去的王某的办公室,王某说可以借,但不能以个人名义,必须以国华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借,这样公对公借款不容易出问题,……”

上述二人的证据都证实,只有王某才具有挪用公款的决定权,副职的同意与否因不具备相应的职权所以没有任何作用,故本案被告人与王某不是共犯关系,挪用是在请示了王某并经其同意之后才进行的,并且具体的挪用方式和主体,怎样规避财会制度,假借以公对公的办法也是王某想出来的,然后由吉林省酒精集团国贸有限公司去执行,从挪用公款的整个过程看,郭某既不是挪用公款的决策者也不是执行者。

从书证上讲:

借款三方协议中,借款方吉林省酒精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张卓,而非郭某。

更为关键的是《吉林省酒精工业集团来文处理专用单》这个书证,更加清晰的证明被告人郭某与挪用公款无关,首先,依据工作流程必须要郭某签署意见,郭某签署的是:“拟同意,请艺新主任定。20141117日。”,被告人的意思非常清楚,自己只有“意向”同意权,因为没有决定权只能“拟同意”,待决策者最后决定是否同意。王某的签署是:“国华在组建集团时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现有困难应予支持一下,具体由郭总、庆祥办理……”,庆祥的批示是:“请国贸公司具体操作……”,这个书证明确的显示了挪用公款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这两者与被告人郭某均无关系,因为书证的客观性,这则证据应作为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的重要证据,请公诉人认真考虑。

国贸公司资金拨付审批单签单人:总经理张卓

记账凭证显示:转款单据的复核人:卢绍光,制单人:张继中。

审判长,以上证据从三个角度非常清楚的证实被告人没有权力挪用公款,更不可能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至此,应该说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的事实是确实、充分的,但,辩护人还想说说30万现金利息的收受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法官对郭某的审判思路,首先请法官要考虑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如果现有证据确实证明被告人郭某没有挪用公款的职权和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是郭某收受了30万元的利息,那也只是应考虑被告人是不是构成受贿,不因收受30万元利息而构成挪用公款!

那么,郭某有没有收受这30万元的利息呢?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某收受,反而证明王某最终收受的可能性非常大,有以下理由请合议庭考虑:

首先,从本案的决定权看,本案的决定权掌握在王某的手中,这一点张某是心知肚明的,是王某决定挪用给他的,不是郭某,所以从情理上讲张某应给把利息给王某。

从人与人的关系讲,张某与王某是多年的好朋友,被告人郭某是后来通过王某认识的张某,王某帮助张某而又不好意思直接收受财物,通过郭某中转收受是非常自然的,这一点同时被郭某和张某的供述证实:

郭某201722314时供述:“我是通过王某认识张某的,没有给过我什么东西,但给过王某东西,张某归还借款以后,到我办公室,放了一个兜,让我给王某,张某走后,我把东西交到王某办公室给了王某,张某不直接给王某,可能是不方便直接把东西交给王某。”

张某201721421时供述证实:“ 201412月份,我从长春市一家建设银行取了30万送到王某办公室,王某说你给郭某吧,我就把款拿到郭某办公室交给了郭某,……”

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郭某说张某让他把东西转交给王某,这一点和张某所说先把东西给到王某办公室,王某又让他把东西拿到郭某办公室是吻合的,张某先带着东西去找的王某,很清楚的表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东西交给王某,郭某对王某做法的判断是对的,他认为王某不好意思直接从多年的朋友处接过钱财,想通过自己来中转一下。

从实际情况上看,被告人郭某知道王某与张某的关系非同一般,自己又没有帮上忙,怎么可能收领导朋友的钱?不可能不考虑收了钱将来怎么面对领导?

从现有证据上看,张某只是遵照王某的意思把钱放到了郭某处,对于郭某给没给王某他并不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最后郭某收了这30万元,但张某只备了一份礼确是事实,张某不会把同一份礼许给王某后,再给郭某。

以上证据清晰的证实,被告人郭某不是借款的决策人和实施人。下面辩护人将论证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与王某之间的“预谋”和“伙同”行为根本不存在,当然也不存在“共犯”关系!

刑法上共犯关系,要求共犯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单个行为虽有主从之分,但在每个共同犯罪人心中或者客观犯罪的过程中都不可或缺。而本案证据能够确定的是,当张某向王某借钱时,经过考虑,王某最后决定把钱借给张某,并且让张某以公司的名义借,他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自己就没有责任了,这说明当时王某自己知道借款这样的大事是“一把手”自己决定、自己担责,所以非常谨慎,这一点更说明在借款的问题上,三者之间不存在“预谋”问题,借与不借、以何种方式借完全是王某个人的“乾刚独断”。至于被告人郭某在传阅件上的“拟同意”意见,是基于自己分管办公室文件的报批义务所做出的,纯粹是行政程序所需,对于王某是否做出借钱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所需要的这些程序之前,王某已经作出了借款决定,不是王某没有作出决定或者是正在犹豫,看了郭某的“拟同意”件才做出借款决定。本案的实际是:在王某作出借款决定之后,在传阅件上签字就成为了纯属的流程、走形式,对于借款问题起不到任何次要和补充作用。

郭某找王某的行为不构成“伙同”,因为当时二人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

本案关于借款因缘口供类证据上只有郭某、张某供述,二人都共同承认:“201411月,张某去找郭某聊天,问酒精公司有没有资金,被告人说酒精公司总部没有,但酒精公司的国贸公司有流动资金,要借的话需要王某主任同意,然后郭某和我去的王某的办公室……”,辩护人再次提请审判长注意,在张某借款的时候,被告人郭某和王某根本没有形成共同的意愿,用被告人郭某的话说就是“要借的话需要王某主任同意”这说明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王某借不借钱,郭某当时并不清楚,二人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故意,二是只要王某决定就可以借,不需要他人同意。然后二人去找王某,去找的目的也是看王某借还是不借,所以被告人和张某找王某的行为,并不构成“伙同”,刑法上的“伙同”要求共同被告人在已经达成同一犯罪意愿的情况下,各被告人之间的相互配合行为,而本案二被告人当时都不清楚王某借还是不借,在没达成同一犯罪意愿的情况下何来“伙同”啊?所以他们去找王某的行为不是“伙同”行为,只是想知道王某借还是不借,王某如果同意借的话,借款的事就定了,辩护人在这里提醒法庭,被告人的这一行为准确的说应是一个“探听”行为,所以起诉书指控利用郭某“伙同”王某借款是违背事实的!

单位行贿的意见:本起案件的决策人是王某,因为证据显示,事前郭某把要行贿的事向王某做了汇报,得到了王某的批准,更重要的是本起单位行贿所支出款是由另一家公司支付,恰恰这家公司是由王某负责管理,郭某不是这家公司的领导人,无权调拨该笔款项,事实说明本起案件行贿款是王某筹划完成。再看另一面,单位行贿的具体行为是由赵大伟、殷海龙、王立春三人负责完成,郭某只是同意了这三个人的行贿的方案,依法虽然构成犯罪,但其行为明显轻于决策人王某和施行人赵大伟、殷海龙、王立春,故处罚也应轻于以上四人,截止到开庭的时间,本起案件其他相关的责任人无论是行贿的决策人、实施人以及受贿的相关当事人均未受到法律追究,所以请法庭考虑对被告人郭某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这样,才体现在刑罚适用上人人平等的原则,才体现出公平的原则。

审判长、审判员,郭某今天站在被告席上,从整个庭审过程看,认罪态度是真诚的、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犯罪行为是没有逃避的,郭某,曾经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没有郭某就没有吉林酒精集团,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庭依法审判上,别无他法!“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是总书记的话,辩护人认为,作为刑事案件,第一位的,首先是让被告人感到判决的公平,唯此,被告人才能服法、才能从内心接受判决,才能达到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刑罚目的。在这里,辩护人和被告人共同期盼法院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郭旭律师

2018418

时间:2018-9-10 12:4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