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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铁路煤炭公司沈某受贿案

沈某涉嫌受贿罪

申诉书

申诉人:沈某,男,1959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汉族,大专文化,身份证号码37280119591001083X,原济南铁路煤炭运贸集团有限公司大客户五部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曾任济南铁路煤炭经销公司副总经理、济南铁路燃料运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济南铁路煤炭运贸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住济南市铁路南苑小区3区1号楼1单元703室,因涉嫌受贿罪于2016年3月15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4月1日被逮捕,2018年1月24日一审济南铁路运输法院判处申请人沈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2018年7月9日,二审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申诉人沈某不服一审济南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7)鲁7101刑初字4号判决书》和二审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71刑终字1号刑事裁定书》,提出申诉。

代理人:郭旭,北京郭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欣园3号楼,联合律师楼315

电话;13718490314

请求事项:

请求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作出判决认定申诉人沈某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审认定:“被告人所在煤炭公司车皮计划和承认车虽不具有决定权,但具有相应报送、重点优先、协调车皮事宜的职权,……被告人沈某为请托人协调车皮计划,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行为,被告人在犯罪手段上较为特殊,合法形式和非法目的交织在一起,合议庭对于本案类似的案例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对比,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二审则比一审认定更加关注本案的焦点,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沈某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是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判定沈某罪与非罪的关键,……”。二审法院依据以下评判确认了上诉人沈某有罪:“一、煤炭公司有“货运代理”的业务,可以享受优先配置运力资源的优惠政策,是沈某能够为他人协调办理车皮的重要条件,二、煤炭公司的米某有协调铁路车皮的职责,上诉人沈某与米某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三、沈某通过米某协调车皮的行为,利用了具有隶属关系的工作人员的职权,应当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上诉人沈某构成受贿罪。”

申诉人认定一、二审认定我有罪的理由全部错误!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所在煤炭公司车皮计划和承认车虽不具有决定权,但具有相应报送、重点优先、协调车皮事宜的职权,”对于这一认定是客观的,它区分了被告人所在公司只有请求和协调车皮的职权并无决定权这一关键因素,这一区分表明:煤炭公司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所报请求车能够批准,而客户都是在确定自己的煤炭已经承运的情况下才按吨付款,所以,要确定拿到运输车皮,必须有与调度所熟悉的人去运作,这个人就是米某,但是判决书简单的认定被告人沈某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刻意隐去了具体承办人米某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这是一审判决的基本错误,如果隐去了米某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直接认定沈某利用了职权,那么又是谁和调度所协调的呢?显然所有的案卷材料都没有证据证实沈某去和调度所协调过,按照一审判决认定案件过程将会出现巨大的断层,所以,一审判决错误!

二审法院的裁定同样错误!二审法院客观的承认了米某在协调车皮上所起的作用,这是二审法院正确的一面,但是在我与米某的工作关系上,以及米某工作职责上的协调与实际和调度所的协调上出现了混乱。二审法院在认定沈某有罪的三段论是不成立的:

首先,二审法院认定“煤炭公司有“货运代理”的业务,可以享受优先配置运力资源的优惠政策,是沈某能够为他人协调办理车皮的重要条件”这一认定错误,这一认定错误的原因是它混淆了一审法院正确认定的一面,也就是说煤炭公司只有请求权没有决定权,不能成为我为他人协调办理车皮的重要条件。

第二、二审法院认定“煤炭公司的米某有协调铁路车皮的职责,上诉人沈某与米某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这一认定看似正确,确是本案的关键错误之处!协调车皮是米某的职责,但是这个职责一审法院说的很清楚就是个请求权,请求权和决定权的区别在于:不是一请求就能决定,而案卷材料证实米某任调度室副主任的时间是2011年6月份,也就是在此之前,米某在煤炭公司连协调车皮的职责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我每次都要找他呢?既然这个时候米某连协调的职责都没有,为什么孙全胜、范剑平、张善超的每次托运,米某都能协调成功呢?米某的自己的证言揭示了其中的奥秘:“我和调度所的这些人熟悉,所以会让我去协调调度所。……”,米某的“协调”与工作上所称的协调没有任何关系,此“协调“不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进行的协调是本案的核心,米某在没有任副主任之前就和调度所的人非常熟悉,所以我才每次都找他,所以才能百分之百成功,米某的协调是通过人脉关系的协调,是工作关系之外的协调,这是本案的客观事实,我多次供述证实:“我和米某商量好以后,别人给我钱,我再给米某钱……因为批火车的关键是要车,所以我给米某的钱大概是别人给我的一半以上,因为他起了关键作用”,这一供述与米某的证言和车皮协调的事实相互吻合,应予认定。至于米某否认辩称他找的调度所具体是谁全忘了,更是无稽之谈!既然和调度所的人特别熟悉怎么会忘了呢?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不进一步查清楚呢?

    第三、二审法院认定:“沈某通过米某协调车皮的行为,利用了具有隶属关系的工作人员的职权,应当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上诉人沈某构成受贿罪”,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沈某与米某具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不假,但因米某的协调不是通过他职权上的协调,是利用了职权之外的人际关系,所以,尽管米某与我有工作的上的隶属关系,但米某通过人际关系的协调与我的隶属关系无关,所以,不能据此认定我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尊敬的法官,我之所以决定申诉是基于以下基本事实:兖州矿务集团运销处向邹城站报请求车计划,计划报给邹城后,范剑平、孙全胜、张超、杜洋就通知我请上了,让我帮忙去找人协调批车皮,我就找煤炭公司业务部的米某,因为他跟调度所的工作人员熟悉,所以每次都找他,让他找调度所的相关人员批车皮,我把上述四人的车数和到站告诉米某,等到上述四人的车皮批下来了,他们才按吨数给我结账,我再给米某钱。这个基本事实证实:上述四人给我结账不是在报给邹城站请求计划时给,是在车皮批下来以后才按吨数给,整个案件都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获得了车皮请求权不会让当事人“送钱”只有批车皮他们才送。

本案确定的是,确实是有人利用了工作之外人脉关系找了路局调度所的人员,才会有百分之百的车皮批准权,才会有“按吨计费”的钱款,关键本案是谁找的调度所的工作人员,这是本案能否成立的关键,但也是本案最大的证据缺陷之处,案卷材料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查证这件事,从这个角度讲,给我定罪确实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调度所的工作人员我确实不认识,我要认识调度所的领导干嘛每次还要找米某办理?我现在没办法获取证据去证实是米某去做的,案卷材料也没有证据证实是我找的调度所的工作人员,就案卷现有材料来说定我有罪明显证据不足,申诉人现在只能这么说。

尊敬法官,我是无罪的,一、二审承办法官也有这样的倾向,遗憾的是因为案件之外的原因,他们判了我缓刑,他们认为缓刑不关押,接近无罪判决,可以了。但申诉人现实生活让我体会到,有罪和无罪有天渊之别,有罪再轻不等于无罪!所以,请法官慎重对待本案,判我无罪。

此致

济南铁路运输法院

                            代理律师:郭旭

                            2018年9月10日

时间:2018-9-10 12:3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