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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广灵县长行受贿案

李某涉嫌行、受贿案

二审无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郭旭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李某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李某涉嫌行贿罪、受贿罪的二审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辩护人详阅了全部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经过慎重考虑,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不构成受贿罪和行贿罪,请二审法官认真考虑辩护人的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李某不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李某收受李一忠、仝志华等23人的财物共计17.2万元不构成受贿罪,其财物应视为违纪所得,予以没收。

    首先,从主观意图上看,这23人所送财物的时间上看都是过年或者过节,没有要在提拔干部之前大数额的送财物,一审判决也认定在送礼的时候这23人都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官场上常见的,在过年过节时要到家中看望领导的带有“礼节性”的行为,不去看望可能被视为“不懂事”,从人数上看,去看望李某的科局领导带有普遍性,几乎所有的科局领导都去看望,每个科局领导也都知道别的科局这样做,实际上每个科局领导都心知肚明这种过年过节都去看望的行为,不会对日后的提拔有任何影响,因为大家都去,所以根本没有比较优势。第三,从被告人李某的职务看,一审法院认定:“这些人希望日后利用李某的关系得到关照的意图明显”,这一认定明显与实际不符!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在任大同县组织部长期间,所收受的均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的财物,这些领导希望得到她的关照,实际上,全国各县的基本情况都是一致的,县里各主要科局和乡镇政府一把手的任命权全部掌握在县委书记手里,组织部长根本没有任命县里大科局和大乡镇主要领导的权利,这些情况,各科局的主要领导哪一个不清楚?他们所说的希望日后得到时任组织部长李某的提拔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不这么说自己可能就要倒霉,为求自保罔顾实际!第四、从送礼的数额上看,更不可能构成受贿罪,因为行贿人的行贿数额根本不足以对其职务产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清楚,要影响职权的升迁必须行贿数额达到一定的数量,所以才规定了价值3万元以上这一数额,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最高院的意思,竟然把不同人、不同笔数额累计计算!凑够3万元以上算作受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方法,如果100个行贿人,每人送300块钱就可以对每个人的职务产生影响了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审判长、审判员,实事求是的讲,这些钱不应作为受贿数额,应该算作违纪,违反了党的纪律,这是由于官场的不正之风造成的,从送礼人的范围看,带有普遍性,就算不想升迁,好像不在过年过节礼节性的看望领导也是自己“缺礼”,辩护人同意狠刹这股风气,但要把这些钱作为影响职务升迁按受贿数额计则无论如何也不构成!

二、被告人李某不构成行贿罪。

首先,在从组织部长提拔至广灵县长之前,被告人李某并没有给丰某打招呼。

从案卷材料看,无论是丰某的证言还是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和辩解都证实提拔县长前被告人没有找过丰某,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其打招呼,案卷材料里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李某事前有过请托行为,丰某和李某都证实李某的送钱是县长选拔完毕以后的行为,且只有一次。既然被告人李某没有事前和丰某打过招呼,那么丰某当然没有理由主动照顾李某,一审法院认定丰某在李某竞选县长的过程中给予了特殊照顾,这个根本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第二、从实际上看,被告人李某在整个竞选县长过程中也没有得到丰某的特殊照顾。

被告人李某竞选县长的过程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公开选拨方案;二、经过两轮投票选拨;三、常委会投票决定。

我们首先看公开选拨的方案,大同市委组织部公开选拨的方案是参照了山西省委的选拨方案,并且报省委组织部同意后才能实施。

选拨过程:大同市委13位常委,每一位常委在全市符合条件的人中推荐了12名候选人,其中女性3名。

按照常委会委员推荐的票数多少,最终确定12名候选人,其中男性9名,女性3名。

组织12名候选人演讲,题目是《假如我是县长》,由市委全委扩大会议投票表决,按照得票多少确定5名候选人,其中包括一名女性。

通过以上方案我们看,每一次选拨都实行票决制,按照得票多少决定能否入围,案卷材料罔顾这些事实,这些行为那是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丰某和每一位投票人打招呼选李某,怎么都够认定李某的当选与丰某照顾有关?

常委会投票:13名常委会委员对5为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每个常委只有一个投票权,包括市委书记丰某也一样,在5名候选人中选举4名,到这里,丰某才有了一个投票权,那么是不是他的投票影响到了其他常委对李某的投票呢?不会的!因为按照选拨方案,5人之中必须要有一名女性县长(这一点王某的供述中多次提到),所以对于被告人李某来说,她已经是等额选举了,无论如何必须要当选,所以她的当选与丰某没有丝毫关系!

看完这个程序,请法官考虑一下,丰某怎么照顾的李某?案卷有哪些证据证实从上述哪个环节能够照顾李某?没有!案卷材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具体的照顾行为!只有相关人才迫于压力之下空洞的说了一句给予李某照顾了。

审判长、审判员,如果我们否定了组织选拔干部违反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就必须拿出证据!这不单是给被告人一个清白,更要对否定正常组织选拨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从以上情况来看,丰某没有给李某谋取利益的主观可能性,客观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丰某怎么给予的照顾,那么,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丰某给李某谋取了利益?在这里,辩护人要说的是,如果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认定,请二审法院在判决明明白白的回答这些问题。

既然被告人李某没有给丰某打招呼,选拨又是公平、公正、公开进行的,至少案卷没有证据证实选拨有舞弊行为,那么李某怎么会主动感谢丰某呢?一审法院以被告人李某不能对单笔巨款送出作出合理解释为由来否定,是明显的有罪推定,法院应拿出证据证实李某所送财物就是为了谋取利益,不能让被告人自己证实不属于谋利,否则就认定为谋利。更为关键的是李某说出了送钱的原因:王某代替丰某索贿。从整个案卷证据看,李某说送钱的原因是出于王某的索贿,而王某予以否认,二人的证据比例是1:1,互相不能否定,也就是说案卷不能排除王某索贿的可能,不但不能排除王某索贿,而且对案卷证据分析,王某索贿的可能性极高,因为:

从李某的角度讲,她认为自己当选是客观选拨的结果,不会主动的进行感谢,没有主动送礼的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的供述与丰某、王某、赵怀祥的证言吻合,明显与证据材料内容不符,特别是王某所做的证言在关键问题上与李某和丰某均不一致:首先从送礼的地点上看,丰某说:“2013年初,她到我家,把一个成水果的箱子放在我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就要走,我知道里面是人民币让她拿走,她头也不回就走了”,也就是说丰某说,李某把钱送到了他家里;王某说:“直接塞进后排座椅下面”;李某说“因为丰某着急回太原,我把盒子放在了他的车后备箱,并且说过节了拿点茶叶”三人说的送钱地点明显不一致;从装钱的工具看三人分歧明显,丰某说:“2013年初,她到我家,把一个成水果的箱子放在我家”,王某说:“装钱的还是那个手提纸袋”,李某说:“是两个装茶叶的盒子,并且是两个不是一个”;从次数上讲,王某说李某去了丰某家两次,而丰某和李某都说只去过一次;从时间上看,王某说李某去是在县长选拨之前,而李某和丰某都说是在县长选拨之后。这些关键证据王某与李某和丰某均不吻合,一审法院怎么得出的相互吻合?我们不能认为反正你李某送钱就行了,这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在诸多的关键问题上,王某说的与李某和丰某均不一致,有理由怀疑他不承认向李某索贿是不是在说谎!是在为自己解脱,这一点不但不能排除,从证据上看,可能性非常高!请二审法官依据刑事证据规则考虑这个问题。

审判长、审判员,这个案子是上级交办的案件,但越是这样我们越应慎重,辩护人十分赞赏党中央的反腐败力度,但反腐败的关键是准确,是要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刑法精神,不能以查谁谁不冤作为原则把案件弄得不扎实,长期以来“左”的倾向在司法界盛行,宁可错判不能错放是许多法官的信条,“左”代表着“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这与现在最高法一再强调的“疑罪从无”严重背离,再者,如果我没有充足的证据就怀疑和否定组织通过正常程序任命的干部,从内心认为一切的干部任免都是走形式,对干部任免制度的不信任,实际上是更大的危机。

审判长、审判员,请认真的考虑本案,作出实事求是的判决,让本案成为铁案,经受的住时间的考验!

 

 

 

 

 

 

 

 

                                     辩护人:郭旭律师

 

                                    2016年12月21日

 

 

时间:2016-12-26 14: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