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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广阳区公安分局王某玩忽职守案

王某涉嫌玩忽职守案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郭旭律师事务所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委托人王某涉嫌玩忽职守罪的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辩护人详阅了全部案卷材料,与被告人就案情的全部情况进行了核实,本案存在一个特殊的程序问题是,被告人王某认罪认罚,而辩护人是在被告人认罪认罚之后接受委托的,所以辩护人将坚持独立辩护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不受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影响,所以本案形成被告人认罪认罚,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局面很正常,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三起玩忽职守犯罪行为:第三起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第二起适用公平原则,也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第一起行为是被害人家族内部的纠纷引起并且已经和解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也构不成玩忽职守罪。辩护人之所以倒着起诉书的顺序说起,是鉴于起诉书指控的这三起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明显程度而说的。下面,辩护人做详细说明: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的第三起犯罪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类的犯罪,结合本案应该是被告人把应该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行为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定为犯罪,也就是说行为构成犯罪在先,“疏忽大意”主观过错在后,而本起的关键之处在于,对于郑福明、郑龙龙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二被告人均并不存在疏忽大意、不负责任的主观过错。我们先看王某的供述:“我没有意识到郑福明等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我当时业务水平太低,没有正确把握案件性质。”,再看姚某的供述:“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起行政案件,张振华等人的伤情也没有达到轻伤以上,双方也有调解的意向,所以我认为符合治安调解的情形。我们当时在办理此案时,因为自身法律知识水平不够,没有意识到郑福明,郑龙龙以涉嫌寻衅滋事。”,从二人的供述来看,被告人确实不存在“玩忽职守、不负责任”的心里状态,二人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案件进行了合理的审查,看当时的被害人有没有达到轻伤以上的情形,所以本起行为说到根本只存在“能力、水平高低”的问题,不存在“玩忽职守”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实事求是的说,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二被告人业务能力不够造成的,在司法实践上区分寻衅滋事违法和犯罪的界限是一个非常难问题,因为法律上这是一个模糊地带,因为这件事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什么情况下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看,本起郑福明、郑龙龙的行为显然不符合除第四条以外的其他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其实,郑福明和郑龙龙的行为也不符合第四条的规定,这就进入了一个更专业、更复杂、更疑难的领域:对于“凶器”的认定,在这里,辩护人无意对另外一起案件进行辩护,只是因为这起案件牵扯到了本案被告人的罪与非罪问题,所以有必要说清楚,郑福明确实用了铁锹,但铁锹算不算凶器,这是个无法判断的问题,因为凶器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以至于后来的司法解释干脆放弃了“持凶器”变成了“持械随意殴打他人”,但是,当时被告人只能适用2013年的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只能以“持凶器”来判断,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虽然被告人供述说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不够影响了正确的判定,但实际上却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造成的。

    在这里,辩护人要提醒法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以后来广阳区法院对郑福明和郑龙龙做出了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来倒推办案机关存在错误,这个不成立!因为后来办案机关发现了其他的郑福明和郑龙龙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与本案行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恶势力,影响了对郑福明和郑龙龙本起行为的判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案被告人他们没有掌握被告人的其他行为,对于是不是构成恶势力,他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只能就每一起行为单独进行审查,所以,广阳区法院的判决认定郑福明和郑龙龙有罪,却不能据此来判定本案被告人有罪,要判定本案被告人有罪,除了要证明郑福明和郑龙龙有罪之外,还要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或者不负责任”,毕竟郑福明和郑龙龙的犯罪和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是两个主体的两个不同罪名。

二、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行为,只起诉被告人王某和姚某是不公平的。

本起行为,被告人王某已经启动了行政转刑事的内部审批程序,只是最后没有点击刑事立案,导致这一点实事求是的讲不是疏忽大意,其实是对业务的生疏,对于流程的了解不够造成的。这不是辩护人强调的重点,辩护人要说的是依据2015年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规定:“各级公安法制部门是公安机关受案立案工作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以下职责:通过受案立案信息系统掌握、监督和管理本级公安机关办案受案立案的情况,及时发现受案立案环节的执法问题,……”,本案被告人王某已经启动了内部审批程序,依据姚某的供述:“旧州派出所时任所长李某和广阳分局法制大队的民警L,在226日均审核同意对林占伦被伤害进行行政转刑事,227日,广阳公安分局主管刑事案件的副局长Z在领导审批意见一栏中也同意对林占伦被伤害,进行行政转刑事。”也就是说包括广阳区公安局法制部门在内的一干人等应该通过内部网络对于已经行政转刑事的案件看的清清楚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没有人监督管理,这难道不是玩忽职守吗?在同一起案件中,同时犯有过错的其他人,如果不予追究的话,也不能追究其中的某个或者某些特定人,如果追究的话就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就是选择性的执法。

另外,本起行为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问题,也就是被告人王某有没有把所有的案卷材料李某。王某供述:“ 2016329日,姚某让我把该案卷材料交给旧州派出所负责人李某”,姚某也证实:“由所领导安排,其他人员起诉、报捕,我就做其他工作,案卷由王某交给了所长处理”,姚某的亲笔证词就写在了王某的起诉书上,接受案卷以后,案件新承办人有义务查阅所有的案卷材料,就案件的进度继续工作,也就是说本案的新承办人有义务审查行政转刑事有没有完成,以及以后的报捕、起诉工作,这件事事关被告人此起行为的罪与非罪,虽然本案系统写的是二被告人承办,但实际上中途变更承办人的情况很正常,更换实际承办人,而系统没有更新的情况在基层很常见,法庭应当调查清楚该起指控有没有更换新的承办人,已确定二被告人是不是还要承担责任。

三、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被告人王某不成立玩忽职守罪。

实事求是的讲,本案被告人在第一起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辩护人强调的是,有玩忽职守行为不一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因为玩忽职守罪要求有一定的危害结果,我们看本案第一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的发生对象是农村大家族内部的成员,郑福乐、郑福明是兄弟二人,因为琐事发生纠纷,后又主动达成了和解。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本起行为没有引起任何的社会恶劣影响,所以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辩护人要着重强调的是,公诉关以郑福明和郑龙龙最后构成涉恶组织作为本案被告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当时有这三件事存在,但郑福明和郑龙龙以后会不会构成涉恶组织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他们以后还做不做违法犯罪行为是不确定的,这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形成涉恶组织,还是那句话,以涉恶结果倒推本案的性质是错误的,危害结果只能站在当下的角度去分析、判断,不能拿未来的无法确定的结果来作为判定依据,再有关键的一点,涉恶组织的恶劣社会影响和本案有没有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是两码事,这一点请法庭高度重视。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可能出于复杂的心态,未必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的,有基于对自身行为性质的认识不清的原因,也有其他其他种种因素考虑而做认罪认罚,不管被告人出于什么心态认罪认罚,审判机关要坚持依法判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简单的依据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来确定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这毕竟影响被告人的一生以及子孙后代,请法庭慎重考量,做出判罚。谢谢!

 

 

 

                                 辩护人:郭旭律师

 

 

202175

时间:2021-7-9 15:31:23